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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星空讲坛》:梁文道谈常识

2020-8-7 21059次浏览

很抱歉,这个,让大家受累了。站了那么多人,我很过意不去。我希望就是,如果各位同学待会儿有什么不舒服,或什么,旁边的人一定要帮忙。(笑)

我很惶恐,因为其实今天我原来没有预期是一个讲座的形式。因为最初,同学们找我来的时候呢,是顺路把我拦截下来,因为我是正好这个礼拜要来上海要做电视节目,而且呢,昨天去了一下华东师范大学,有个讲座。那么中途拦截下来,所以我不能说我有一个什么很周全的准备,要来做一个讲座。我只能说希望有一些交流,希望和大家。因为我出这一本书《常识》,取这个名字,其中的用意,正是要向各位求教,到底什么叫做“常识”,“常识”这个东西靠不靠得住,应不应该有。

我之所以有这个疑问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念哲学的人,而且呢,我是从中学的时代呢,开始写文化评论、艺术评论。那么,像我那个年代在香港写文化评论【大家听得见么?外面的同学听得见么?呃,听得见哦。对不起。(笑)呃,ok,好(笑)】我们做文化评论、艺术评论的年青人呢,当年在香港呢,多半都像我这样,是一些左派意识很强的,就是我是左倾的。那所谓的“左”呢,意思就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写艺术评论,写剧评,写乐评,我是非常讨厌那些主流商业话剧,主流商业电影,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很烂,不只是美学上,口味上不行,而且是我们要批判它的什么呢?就是意识形态。因为当时,对于我们那些年青人来讲,奉为“圣经”的书呢,是一些例如像,从简单的地方开始讲,像马尔库塞(Marcuse),一直到比较深的:本雅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我当时觉得,我是受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的批评的影响很深,那我觉得所有的,通俗的,电视剧的——当时我很讨厌电视,所以活该我做电视(笑)——我觉得电视是一个很糟糕的行业,真的是文化工业,创造出一些麻醉人民的鸦片,应该要大力地批判。那么所以可见我那样的一个背景,是应该讨厌有所谓的“常识”这回事的,就是我们应该觉得社会上面很多我们认为叫 “常识”的东西,我们平常习惯的那一套的信仰、理念跟价值观,是值得怀疑的,是值得加上引号的,而不是单纯地去肯定它们。

那么在后来我念大学本科,我念哲学,那就更不应该接受所谓的“常识”,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花很多时间去读古希腊哲学,我们知道在希腊哲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母题呢——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一个很重要的母题呢——就是对于dosa的一个怀疑,甚至是否定,或者是批判。Dosa就是所谓的“意见”,“意见”不是一个哲学性意见,而是一个一般公众的、社群的,或者城邦的,一套个通俗的一套观念、理解。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值得被疑虑的,不应该轻易地接受的,要不断地反省的,因此苏格拉底才会在城邦里面,到处问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而那些被问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了解你问的是什么了,对不对?什么叫“正义”谁不知道,什么叫“美丽”谁不知道,大家当然都知道什么叫“真理”。但苏格拉底要做的正是要把所有城邦里面共享的,大家相信的东西,拿出来重新讨论,因此他是一个危险的人嘛,是吧?所以他才会被认为是一个亵渎了神灵,是一个破坏年青人心灵纯洁的一个可怕的诡辩士嘛。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对于常识给予一个过高的评价,但是后来在我的阅读过程,在我写评论的过程之中,这里面又发现了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呢就是我开始觉得“常识”似乎不是一个那么简单,可以被否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姑且用一个很不学术的词去叫它“常识”好了。这不应该是那么简单这样一个肯定的事情,恰恰相反,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关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是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或者用以前希腊来讲,他们这个城邦,他们该有的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体制该是什么样的体制?是很依赖于所有公民的常识的,很依赖于所有公民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然后从这里面再提炼出一些“常识”背后去支撑这些“常识”的一套系统出来。在座复旦的哲学是很强的,我相信在座各位也都在此受到熏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的分别就在这里——其中一个分别——为什么过去通俗的哲学史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比较有empiricism,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不轻易地以理念去否定经验,而这个里面所讲的经验其实就是一个常人perceive到,他感知到的经验,相反他要从这个地方,提炼出他的伦理学跟他的政治哲学出来。这些常识又不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么讲或许仍旧是太过学理了,而从实践上面,我觉得最惊讶的,或者我最觉得奇怪的事情是,当我第一次踏入大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国家有很多让我震撼的东西。

我从小对这片土地就充满了憧憬,因为我小时候在台北受教育。我在台北受教育的时候,我读胡适,读梁实秋,读很多人对以前的民国的回忆,读很多关于北京的印象。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真以为,就是我小时候读的北京。我非常记得的是80年代有一天,早上5点多我搭火车到达北京,在北京火车站,那时5点多,天还蒙蒙亮,天气很冷,开到角楼,心里面多激动阿。“哎呀!这就是北京啊!”然后一下北京,出来就要吃早餐,就问人家说豆汁儿,哪儿有豆汁儿啊?(笑)然后北京的人都告诉我,豆汁儿?烧卖是不是?(笑)后来又去了琉璃厂,就想象阿,这就是以前的文人就是在这儿看书的,不只看书,看了书呢,他到了路口有一家信远斋,信远斋有什么呢?冰镇酸梅汤。那个酸梅汤呢是放在一个大铜缸里头,那个缸里头舀出来那个酸梅汤里头是有些冰渣,入口即化,那个感觉滋味好的不得了,这是梁实秋讲的。(笑)后来也有信远斋,但是是用瓶子装的。而且当年我看到的琉璃厂跟我书里面感觉到的太不一样了。但是这个都不要紧,这个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小时候朝思暮想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想象中的中国,那个中国不存在了。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充满了一些只剩下地名,但是那个地名所指的地方已经不见了,这些位置。例如说什么“门”,什么“楼”,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名字。

我们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名字和符号的巨大的国家,而这些名字背后所指的那些东西早就都不见了,都不存在了。然后让我真正震撼的是,这个现象原来还是非常普遍的,就是这个名字跟它所指的东西之间所产生的距离或是某种张力是让人很害怕的。我曾经在别的场合也举过这样的例子,我第一次搭火车从香港到广州,我坐那个硬座木头凳子,看到车厢门口,就一节车厢连着另一节车厢那个道口上都有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就是列车服务员应该知道的事情,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你们知道第一条是什么吗?(台下有人小声回答)对,没错,你听我讲过。第一条呢就是:不准打骂乘客。(笑)我就怔住了。(笑)我就说,这火车服务太到位了(大笑),这列车服务员不会打我,也不会骂我。后来隔两年我去三峡,那么在三峡呢,坐那个比较大的船,中间要下船去神龙溪泛舟么,有一些小船,然后有些鬼佬背着背包的背包客,跟我一起坐同一条船,然后我一上那条船我就笑,那些鬼佬问我笑什么,我翻译给他们听,我是上了大船才敢翻译,我怕他们吓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船也有服务指标,写在那个船头上哦,那个服务指标的第一条是“本船保证做到不沉船”(大笑)。我就认识到这个国家某些方面名实是很相符的,就是他如果不打你,他会告诉你:“我不打你。” (笑)“你坐船不要怕,我不沉哪。”(笑)他会这么写。但是我遇到更多的其实是名实的断裂,比如说所有的“青年文明号”都不是很文明,我在很多“文明号” 都上过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的,我们共同信仰或者我们共同怎么去判断一件事情,那个判断的标准是怎么样的?那个认知系统是怎么样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好奇。

而这一套的,我粗略地叫做“常识”的东西是在日常语言里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得到的。从官方用语到日常用语,都是很普遍的,我开始关心这些字眼背后它的意思是什么。例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最近在香港发生的。香港大学的法律学院有一位讲座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叫陈文敏,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律学者。他前两个礼拜应邀去澳门大学做一场讲座,但是他去澳门入境的时候,在入境的海关处被官员拦截下来,就是说:你不能进来。要把他遣返回香港。为什么呢?那个官员看看说:因为你在名单上面了。那到底是什么名单呢?他就不知道,对方也不肯说,结果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大家就猜测,因为这位学者是个彬彬学者,非常的斯文,非常的温文,从来没有过激的行动,虽然他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去怀疑香港要立“基本法”第23条,也就是“国家安全法”的理据跟上面执行的细节的问题。他写过很多文章去谈政治的问题,但他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那为什么这么让一个学者不能够进澳门去做一场你们澳门请去的演讲呢?后来有人在问澳门当地的官员,澳门当地的官员就这么回答: “他做过什么事情他自己知道。”(笑)后来港澳两地就很大争议说,阿呀!澳门真的是回归了!(大笑)虽然比香港回归晚两年,但是终点到达得比我们快。(大笑)我的感觉是,整件事最让我觉得它“回归”的其实是那个官员的那句话,因为那句话是我常常在中国官场上,官员口中听到的话,“你干过什么事你自己知道。”(笑)别说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入境,为什么什么地方不能去,他其实自己心知肚明,他自己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有时侯我们换一个比较漂亮的说法,因为 “众所周知的原因”(笑),但是这个原因就是不说出来。那这句话为什么怪呢?我为什么会觉得刺耳呢?是因为这句话,各位,你们也许年轻不知道,这是一个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用来审讯犯人的话。(下面有人小声质疑)对,是审讯犯人。比如说我现在要审讯你,我就说:“哼,你自己说吧,你干了什么事儿!”(语气轻蔑)(笑)“阿,你自己说出来。”然后我这个态度其实暗示着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我想你说的事其实我早就都知道。我只是要你亲口承认,亲口交代。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这是因为,这样的说话的方法,这种审讯的方法,第一起到一个很好的恐吓的作用,那你就会担心“你到底知道多少”,然后你觉得“我要和盘托出”,甚至要托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就是你连一些我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你都老老实实地告诉给我了。甚至连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芝麻绿豆的事情,你昨天晚上吃了几碗饭(笑),你也说出来了,你怕这是不可告人的坏事,吃多了一碗饭也都跟我讲了。然后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这种问讯方式的力量在于,它是一种相当有宗教气氛的一种审讯方式。我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要做“告解”。就是隔一段时间,你去找神父,大家也许在电影中见过哦,就是有一个小房间,小木间,隔着一扇窗,然后你跪在神父窗前的另一边,你说:“神父哦,我干了坏事,我做错了事情,昨天晚上我偷看了隔壁大姐姐洗澡了阿。”(大笑)就这一类的,然后我该怎么办阿,什么阿…… 上帝祝福你,回去念经(笑),念多少遍,以后都不要再犯了哦,等等等等。那么这就叫“告解”。就是你要有confession,就是上面有天,天主、上帝、神、耶和华,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径,现在我们之所以要交代,不是因为上主不知道,而是因为我只有自己坦白交代,我才能够把这个忏悔,这个反省是挖到自己心灵里面最深的地方。我才能有机会彻底地改造自己,彻底地革新自己,这是必要的,因此这种问讯手段的广泛使用呢,都出现在一些政权或是一些社会,它是希望从你的心灵深处改造它的国民,改造它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当然不在,但是上面有更高的权威在上面,你们都应该对他坦白交心,你才有机会得到重新更生的机会,你才能够做一个好人,好国民,你才有机会告别、摆脱你罪恶的、可耻的过去,跟你心里面很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